为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并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跨国商业性媒体渗透至国家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合谋”，成为国内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克林顿的中国之行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传媒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这种态度甚至牵制了当时克林顿政府与我国改善关系的步伐。克林顿访华期间，媒体贯穿始终的关于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西藏、天安门事件等的报道让克林顿感到了压力。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克林顿总统在中国走下空军号飞机时将带着沉重的行李。从月日到达至月日离开这一期间，克林顿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仔细的审视，因为他是受众如何接受信息？有学者认为，意义是由受众本人从信息中抽取和组织出来的，并不是报纸专栏或电视节目中固有的。因此，受众并不是像海绵一样被动吸收而是在媒体提供的文字中体味意义的积极的“领航员”。他们还能拒绝表面文章的引导从中找到相反的理解、作用和满足感。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当前国际电视媒体的受众中包括大量政策决定者、外交人士和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电视新闻直播中获取最新信息、监控局势、制定策略。比如，在海湾战争初期有关机构对位外交决策者的调查中的人承认有时候媒体是他们制定决策时唯一的信息源。的人同意等国际媒体往往是制定决策时最快的信息源。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说“我从知道的比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的还要多。”在德国早期的对外广播和前苏联的对外广播中都有许多本国经济建设成就的宣传。美国之音除了在时事类节目中有许多经济报道外还在《谈谈美国》、《今日美国》等专题节目中大量介绍美国经济。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也在其《对外广播手册》中规定要“维护英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宣传英国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成就塑造英国的形象。”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中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工具或中介。美国克林顿执政期间，关于传媒与国际事件的关系，有学者说：“通常情况下电视决定什么危机。电视认为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巴尔干的冲突是一切危机然后它们就不停地报道所以克林顿政府就必须要寻找方法做些什么。”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商娜红信息传播与和谐社会论文集——年中国传播学论坛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

我经常回忆起这样的一幕，那时还是青春少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去了离家门很远的江苏，和一当地生意人攀谈起来，话题就是革命。我来自革命老区红安，一个走出了两任共和国主席、200多个将军的地方，我一直以此为荣。那位江苏生意人似乎饶有兴致地听我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故事。临到分手，他微微一笑，那个笑容让我至今难以释怀，因为摸不透其中的内涵——一种典型的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他边笑边说：“现在不讲究这个了，我们这里不管什么革命不革命，光荣不光荣，讲的是要赚钱，要办厂，要搞产业基地。你说的这些革命故事、革命家，又不能把他们当饭吃，能有多大的用途呢？”我愕然地望着他，胸口感觉有一股热流，很想照着他保养得白白秀气的脸扇一巴掌，但看着他那一身名牌的衣装，气度不凡的样子，再瞧瞧自己一身寒酸的打扮，片刻的冲动竟然瞬间烟消云散。
上面那位仁兄的话没有错，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革命家、革命老区的故事早就是昨日的事情，革命历史虽然作为一种事实仍然存在，但人们对它的信仰已经衰落，中国早就步入了后革命时期了。不过，那位仁兄的话也不完全对，革命的信仰虽然发生了偏移，革命历史中的人和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的市场，也还能当饭吃。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讲述那些陈年旧事。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革命话语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各个时期，以一种消费性、游戏性的姿态出现。革命历史的沉重性和庄严感没有了，被置换成了一幕幕洋溢着生活气息的人生喜剧，如英雄走下精神圣坛，圣女也疯狂，从而成为一个被现代人消费的情欲符码。如阿庆嫂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对于革命者世俗性快感的描写，不仅很少受到传统革命禁忌的约束，甚至借现代女性的视角，窥探出革命者迷狂的情欲。审美情趣。郭晓冬、晓剑根据电影改编的《红色娘子军》，其中有一段被人们反复引用的爱情描写，几乎就是赤裸裸的挑逗式描述：“阿牛扯住她(红莲)，不让她走，却顺势拉下了她的裤子，阿牛跪在地上，环手抱住红莲的腰身，把脸伏在她的腰间。红莲又急又羞，连忙挣扎着推开阿牛。阿牛却疯了一般，把红莲扑倒在地，他整个地圈住红莲，把嘴往红莲上乱啃。红莲开始还奋力挣扎，慢慢地她反紧紧抱住阿牛。她哭着，却兴奋得大叫，她不顾一切地剥去阿牛的衣服，反转身来，把阿牛压在身下。本来就疯狂异常的阿牛，让红莲突如其来的举动给镇住了，这不是他认识的红莲，红莲骑在他身上，咬他、掐他

随处可见的倒计时牌似乎在兴奋提示着一个重要的日子即将来临——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一定有着数不清的人在为这个日子忙碌，有数不清的人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庄严而充满期待的仪式的开始。它几乎超过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还有社会事件。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对于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经济、文化、思想、改革、开放来说，2008年8月8日，无疑是最为值得期待和纪念的日子。
这个日子值得期待和纪念，当然不止于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密切关联，不止于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更重要的，在于它成为一种中国的独有的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预言甚至是神话。在过去的多年里，人们在一切场合谈论它，憧憬它，想象着它，这个日子在一次又一次的言说和想象中变得无比的庄严和神圣，以至于演变为不灭的神话。也在多年前，我以2008年8月为人生的起止线，在想象着这一年，我正在做着什么，我会有哪些人生的收获，这一年，我能否换一个环境，干上我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工作，我能否带着我的家人去北京看奥运开幕式……我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起来，以这个日子为坐标，在努力地实施着人生计划。虽然众多的梦想在不断地失败破灭，痛苦地接受了许多的挫折。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依然痴心不改，想象着2008，想象着去开幕式现场感受那激动人心的迷醉的片刻，与国人一起享受那中国引以为最辉煌的时刻。其实，这个时候的2008已经不仅仅是奥运意义上的了，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部分，与我的生活和精神密不可分。
终于快到了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发现自己突然没有了那时的激情，生活竟然如此的平静，除了增加的年岁，我的面貌依然年轻，每天的柴米油盐依然是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存折上数目不多的工资每月取得干干净净，甚至在奥运会到来之前换一台好的电视机观看比赛，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我都无法实现……曾有一段时间打听奥运开幕式的门票费，也只不过是问问而已，没有那份闲心，口袋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据说也很难弄到，即使弄到了，就像能买得起车而开不起车那般——为了逗留几天而无法承受京城昂贵的住宿费。
原来，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想象，没有虚构，也没有浪漫。
我不知道，这些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是否属于我独有，其他人呢，真的无法知晓！
想象的和现实的总是很不一样，任何事情都有着另外一面。生活不能

2007年，华南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组制作了“华南虎真相”。当地一居民，也就是周正龙同村的一中年男子对着摄像镜头说“（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我们村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他开口讲这句话时哈哈大笑了一番，随后很严肃地说：“本来不是一个笑话，现在却成了一个笑话。”当记者紧紧追问“为何现在成了一个笑话”的含义，这位中年男子却不予回答。
“本来不是一个笑话，现在却成了一个笑话。”，出自一个地道农民的口，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所包含的意味，其意应该是这样的吧：周正龙拍摄华南虎，大家都知道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只要有关部门稍微认真严谨一点，就没有人去相信去议论，这个事件也就放不大；然而，有关部门却当成真的，痴人说梦话，硬是把假的说成真的，让全世界的人来看笑话。
即使身为普通的民众，却依然能够辨别出周正龙华南虎的真伪，即使全地球人都说华南虎是假的，某些专家和某些部门负责人依旧振振有词地强调华南虎的真实性。这不是黑色幽默又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恐怕只能在最富想象力和幽默感的文学作品那里读到。
一直到了2008年的6月底，有关部门终于调查出来了周正龙的假老虎谎言。周正龙很快被刑拘，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理。当人们再一次追问事件真相的本质时，有关方面一口咬定“罪魁祸首”就是周正龙一人，言下之意为，至始至终故意造假的就是周正龙，没有发现其他人员和行政部门人员参与。
一听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就想发笑，是否又是一个黑色幽默？一个地地道道到的农民周正龙，我们相信他为了一丁点儿个人利益会去干这样一些傻事，但说只有他一个人去干，恐怕“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地球人都不会相信。华人侦探李昌钰是公认的世界级名侦探，最擅长对物证作出判断。他看过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李昌钰说，很容易辨别出来是假的。不过，他曾公开说“PS的水平很高，照片的后期制作和处理很好”。周正龙有这样的后期制作水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发生，时隔这么久，办案人员从周正龙家里居然搜出了作案的一切工具和道具，比如华南虎照片、华南虎木脚；据警方说，周正龙被捕后承认所有的造假系为他一人所为，且老实交代了作案的所有经过，包括诸多细节。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定势，作案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毁灭证据，很奇怪，周正龙的所有作案工具和道具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家中，似乎等待着警方

汶川地震发生时间是世人皆知的2008年，5·12，下午2时28分，这是刻入中国人记忆中最为阵痛的时间。我的所在地是远离震区的湖北武汉，我当时还在午睡之中。睡后2个小时，我打开电脑才得知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依旧浑然不觉事态的严重性，随后接到几个本地亲友的手机短信，字里行间透露着急切“刚才发生了地震”。我的心一下子紧了，第一反应是——想到女儿所在学校的校舍质量一般，大多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抗震能力当然很差，女儿那里没有受到影响吧。我立即拨通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过不停却无人接听，我禁不住一身冷汗，莫非出了问题？电话里终于传来了女儿稚嫩的声音，我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
如果要问我汶川地震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会毫不犹地回答，就是担忧女儿学校的校舍无法抵抗地震而惊出一身冷汗！
现在回想那时的一幕，似乎是“杞人忧天”，湖北离汶川毕竟遥远，受到的感受无非是房子震动了几下，根本无关重要。仔细思量，却非“杞人忧天”，汶川地震后的学校废墟时刻提醒着世人，我们应该为孩子们提供什么样保护空间？南方周末记者在地震现场发回这样的报道：
地震爆发后两小时，154名一线救援队员径直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两个小时内，物资、人员和设备装载妥当，空军运输机直抵成都太平寺机场，目标震中汶川。
　　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
　　13日凌晨，在都江堰收费站，接到总理新的指示，因为汶川道路中断，救援队就近奔赴都江堰中医院，以及聚源中学。
　　2001年4月，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正是温家宝授旗。这支由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人队伍，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
　　过去几年中，他们多次代表中国实行国际人道援助。作为唯一国字号地震救援队，设备和经验水平为国内最高。至今七年里，国家救援队先后参与巴基斯坦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等灾难国际救援工作。
　　天下着大雨，作业条件恶劣，在聚源中学，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再专业的设备也需要缝隙和空间。
　　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

这次汶川大地震，据国务院有关部门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万。冷冰冰的数字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假若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名等待孩子消息的家长看到一名遇难学生的遗体被抬出后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我们必然想得出失去亲人的痛苦。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我从来不相信世间有天堂，这回，我相信了，执著地认定必然存在。否则，人间怎么能承受得了这般的悲痛。有了天堂，我们就知道死难者去了那里，那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没有疼痛，没有恐惧，没有饥寒。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我相信天堂的的存在，因为还有数不清的“人间至爱”在上演。5月14日，救援人员在喂宋欣宜喝牛奶，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3岁女孩在与死神抗争了逾40个钟头从废墟里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人们惊奇她生命力的顽强。随着挖掘的深入，女孩奇迹生还的谜底被揭开：已经故去的年轻父母脸对脸、胳膊搭着胳膊，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个拱形，在地震发生的一瞬双双挡住倒塌下来的沉重墙体，用血肉之躯为自己的孩子构筑了一道生命的围墙。父母之爱，那是舐犊情深，天经地义，是无私的奉献。5月14日，张关蓉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德阳市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的遗体被找到时，是“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的。通常灾难来临人会躲入课桌下，双手护头，而谭老师在那一瞬作出如此反应让人惊叹和感动。正是这个特殊的姿势令4名学生在他的身体和课桌的共同护卫下死里逃生。师生之爱，那不仅仅是无私的表现，更是人间的“大勇大爱”。用血肉之躯换来女儿生命的父母，用双手呵护学生的师长，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他们一定到了天堂，并非在彼岸的天堂其实也就在这个世界。他们一定会用人间至爱继续呵护这些孩子。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一个又一个成功解救的消息传来。5月14日晚上7点多，在掀开一块块混凝土块之后，一双活动的小脚突然出现在废墟之中，救援队员欣喜若狂，加快了挖土的进度，一岁的男婴被解救出来，还有同时被掩埋的奶奶。5月15日，消防花数小时从废墟中救出一女生。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学生曹健强被挖出教学楼废墟时，这时距离他掩埋其中已经有将近76个小时了。救出后的几分钟奇迹出现了：躺在担架上的曹健强向着救援队和围观的人群，面带笑容，挥了挥手。
悲伤总是与希望同行。
即使在地动天摇的骇人时刻，在灾区，一个个新的生命顽强地诞生了

最近几天，一些朋友，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发来短信，恳求我将短信转发并按照短信的倡议去做，我想这样的短信很多人都收到过——不去家乐福购物。还好，我身边没有家乐福超市，即使有我也去不成，我上超市的机会很少，不为购物当然懒得去。不过，前几天一位朋友的电话让我多了几分忧虑，他诉苦说，一位亲戚在家乐福做仓库管理员，家里经济情况很差，每个月靠她的工资度日，这个亲戚几天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原因众所周知——超市的生意突然冷清了下来，还不时地有人在家乐福大门前打出横幅要抵制法货。
看样子，手机短信的传递方式起了作用，我们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抵制法货的行动，否则这位朋友不会与我诉苦，我自然为他的亲戚担忧，害怕这位亲戚的收入减少甚至失业从而影响她家的生计。当然，我也很难去劝说那些抵制家乐福、抵制法货的同胞兄弟姐妹，他们的言行崇高而伟大，应该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倘若去劝说，他们定然会群起而攻之，嗤之以鼻，愤怒地骂我是“汉奸”、“卖国贼”。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思考这样的大问题，什么是爱国主义，应当怎样去爱国？
我想，爱国首先是一个人热爱国家的朴素情感，更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那些发起抵制法货的同胞就是出于这种热爱国家的朴素情感，出于一种责任感。仔细分析一下，爱国主义中的责任当包含两方面内容：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争取民族尊严与平等地位；对内，建设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道理很简单，没有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实现国富民强就是一纸空谈，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国家的尊严就会被外来者任意宰割和欺凌。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欣赏李敖的一些言辞，他讲了这样的话，很是刺眼刺耳：“一百多年前中国简直就是个性奴，西边几个几猛男一起上，日本也没闲着，他说让外人上还不如让邻居上。于是日本在中国身上玩虐待，光这样还不够，他想让全亚洲都当他性伙伴，玩腻了还想找山姆大叔搞玻璃，结果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和虎背熊腰的大汉扭打起来，流了鼻血死撑着，直到档部被踹了两脚他才冷静下来，战后中国没找日本索赔，怕别人说我们拿嫖资还是怎么地？我真是纳闷，我伟大的祖国在和强奸犯行什么妇人之仁。打胎费总得要吧？”李敖是针对日本近些年对于中国的言行所做的感慨，这样的话发人深省，虽然难听了一些。李敖在文章中继续说了一段话：“说到中国现在的那些‘精英’，想到三国时期曹

刚从南方雪灾走过来，西南地区的这次大地震又将中国带入空前的阵痛。这是一个新世纪的信息时代，亿万人在同一个时间了解到最新消息，或痛或哭，或喜或悲，彼此传递着各自的心声，并将这样的心声传之于世界。
2008年5月12日16时，我从互联网上就看到了汶川地震的消息，这个时候离事发时间仅有一个半小时，互联网的一些重要综合性网站已将有关新闻分门别类地做成了专门的网页。从有关消息发布来看，中央和国家领导也在同一时间迅速部署紧急救援工作。这也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快速迅捷为大灾大难提供了强有力的救援保障。
约在灾难发生3小时后，成都军区等人民解放军已经集结完毕奔赴灾区。我也将汶川地震的信息传至国内外的友人，但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灾区的亲人取得联系，互报平安。约几分钟，一些朋友回信说此前已经掌握到了有关信息且已联系上了亲人，感谢我的关心。
打开网站，亿万中国人在互联网上互通信息，表达对灾区的关切。我看到这样一些话：“我们在一起”、“灾区的父老乡亲，你们还好吗？”、“坚强，灾区的人民！”、“挺住，苦难的灾区人。”、“用我们的爱心祝福正在受灾难煎熬的人们。”、“坚强，中国！”……
这些话语一定感染了许多人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心灵彼此告慰的大军，相互打气，手牵着手。
也有一些热血者提出了质疑，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科技如此发达，地震的预告为什么不能及时下达；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多个小时，救援部队的身影却不能在震中区出现。我正为这样的质疑感到百般为难时，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回答，地震预报一直就是世界性的科技难题，准确预报几乎不可能，但地震的特点是来得快，容不得半点时间的思考；救援部队迟迟不能到达震中区，那是因为四川为蜀地，其路“难于上青天”，加之天气变化，道路损坏，救援部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
看到这样的一问一答，我的心也随之起伏，随之豁然开朗。
一些热心者，还有一些评论者做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和建议。有人说，中国有作战能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可以派出先遣队，通过空投的方式先期到达毁坏严重的灾区。中国还有摩托车部队，也可以用机动的方式跨越千山万水奔赴灾区。中国军人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红军就是在后有追兵前有埋伏的情况下跑步及时赶到预定地点。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到，某军区司令员发出命

40年前的4月29日，一群人闯入病房，拖起病床上的北大学生林昭并秘密枪决，这是发生在1968年上海的血腥的真实事件，这一年，林昭不满36岁，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8个春秋。
像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解放前，青春年少的林昭帮助中国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传信。像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林昭曾一度扑在火红的革命事业上，参加了当年的“打砸抢”。然而，与许多爱国者和热血青年不一样，林昭经历了一段时间狂热之后，却反思自身，反思社会，反思国家的当前和未来。她选择了不同于常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1957年5月22日的晚上，她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辩护，激烈地反对暴力式的人身攻击，并发表言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政治追求作深刻的反省。在后来的狱中血书里，她说：“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对于“暴政”，林昭以自身的亲历感受着：“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自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林昭还敢于质问：“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最要命的是，林昭把思考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最高领袖，她发出了这样的声音：“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主席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林昭狱中上《人民日报》书） 这是当年没有

最近一段时间有颇多的事情让人深思，先是拉萨的“打砸抢烧”，西方列强（请允许我继续沿用这样的称呼）的媒体进行颠倒黑白的报道，随后是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旧金山遭到阻拦，部分政客发表抵制北京奥运的言论，现在是CNN节目主持人对中国赤裸裸的谩骂。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一帮人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还抛出很多的言辞，说是如何关心中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的现状表示深深的忧虑。看这番模样，这些人是多么地支持中国，关心中国人民，支持中国的发展，似乎中国急速地成为世界民主繁荣的国家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倘若中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和民主，他们又该是多么的悲伤！
我常想，中国人其实很不健忘，也不应该健忘，因为很多事情是无法忘却的。
那些赤裸裸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中国人都历历在目。有些事情我们却容易忘记或者忽视。19世纪40年代，即鸦片战争后，来华商船增多，为了维修船舶，外国商人投资擅自设立船坞料和劳动力，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非法开办了一批加工厂，如砖茶厂、缫丝厂等。从此，外商企业在主义经济在华产生。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外国侵略者还把持了中国海关管理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市场。从70年代后期起，外国侵略者非法对华资本输出，在通商口岸开办各种工厂，设立银行等。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使列出合法化，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分中居于垄断地位。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对华资本输出，抢夺路权、矿权，开设银行，开办工厂，并附加苛刻的条件。《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不断增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列强继续扩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和重工业。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矿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司殖民地经济形成，在“以战养战”的目的下对工矿业、农业和财政金融业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在国统区，强。解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特权，品市场和投资市场。
正常的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当然是必须的，也能促进